The Dukedom of Aberdeen 香港仔公國

Photo by Min Liu.

當一個州甚至一個國家都可以破產，個人帳目上的資產蒸發了一半就變得不太難過。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要找被自己更不幸的人和事來安慰自己。

金融海嘯由次按引發，而次按問題其實早在去年，匯豐銀行就先響了喪鐘，現在匯豐反而可以發個廣告說他們很穩健不用英國政府幫忙，這不是很吊詭嗎？很明顯，有問題的按揭不是問題的核心，腐敗是源自把這些問題按揭包裝成「迷你債券」之類的新產品。創造這些嶄新產品的，是華爾街的唉崩架¹。攜手合作的，有廣發AAA評級的評級機構，有做把帳目做得好樣的會計師，有幫忙做到免責防火牆的律師，當然還有沒做好本份的監管機構。這些人，都是社會的精英。而這些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一幫人。

還是學生的時候，教經濟統計學的系主任曾感慨地的跟同學說了一番話。大意是，在香港，精明醒目的學生都跑了去做金融，當中最精明最醒目的都跑了去做唉崩架，玩財技，賺到最多的錢。賺最多的錢其實不緊要，這很公道，最精明最醒目的人是應該賺最多的錢。但問題是，這個社會最精明最醒目的人不但要賺到最多，而且要賺到盡。其他沒有選擇或沒有能力去賺盡的，就變得像傻瓜一樣，這樣的社會其實很糟糕。

當時我想，眼前的經濟學人似乎更像一個社會學學者。那時候，市面上的金融新產品還沒有那麼多，唉崩架屠宰的，也不過是不自量力的股民。

我的課本知識早已沒了，只記得最基本的貨幣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銀行收取民間存款，把一定比例預留予存戶日常提取，餘下的就放貸。銀行付存戶利息，又收取貸款人更多的利息，那息差就是銀行的利潤了。銀行只要放貸時做好風險評估，是門穩賺的生意。存戶有利息，願意付利息的生意人或者置業人士又可以借到資金，加上借了出去的貸款往往又會再存回部分入銀行循環，社會經濟就可以加速運轉，因此變得蓬勃。

當然這已是石器時代的貨幣銀行學了。從不知哪天開始，傳統的銀行覺得利息收入始終有限，就開始產品創新，搞起那些收服務費用和佣金的非利息收入。不過十年八年前開始，銀行將櫃位與大堂的面積減少了，改為用作搞所謂的個人理財服務，在銀行可以買股票、基金、保險，甚至高風險的衍生工具。後來可能個人理財這名字大遜了，改成財富管理。當年和我一起到英國補修學位的同學，他就是進入了一家美資銀行做財富管理。他上次給我的名片，職銜是Private Banker，私人銀行家，或曰私家崩架。

其實這類買賣股票、黃金、外匯的散戶投資活動，以往都有經紀行經營，經紀有經紀牌，一種產品有一個牌。方展博丁蟹這類散戶會在經紀行有個私家位，每日作戰。然後有些華資經紀行也求變了，把各種投資產品綜合起來，加入基金和保險，用保險銷售團隊的方式來經營財富管理業務，只差未有天天上天台叫達標口號。

不過曾聽有位在華資經紀行的財富管理業務主管說，他們做了幾年就差不多被銀行打敗了，因為銀行有地舖門市，可以接觸到大量潛在客戶。沒有投資經驗的存戶，對銀行亦較少介心。同樣的做銷售，賣的同樣是第三方的產品²，客戶總是覺得在分行林立的銀行去買比較放心。現在由尊貴議員帶領著的雷曼苦主，當時有些也是帶著這種心態吧。然而他們不知道，當日為人景仰，保守穩健的崩架，現在本質上已跟一個經紀無異了。

這樣說不是要重崩架而輕經紀，事實上我們要做成一宗買賣，買車買樓買綿紗，都要有經紀做中間人。但我們對著經紀時，總會有著一份作交易時的警覺性，買車會先做資料搜集，買樓會比較單位，買其他東西，也會找有良好信用和合作基礎的相熟經紀。做銀行的呢，因為要息差利潤不大，以往他們是保守而要有判斷力的。

曾幾何時某些單身的女士一聽到單身的男士的職業是唉崩架就兩眼放光，因為他們一定是最精明最醒目而又賺得最多的Best of the Best。當然我這樣說是不夠政治正確的，唉崩架以男人主導但當中也有女唉崩架。

面對今日的大崩壞，把責任推給最精明最醒目的崩架也是無補於事，他們當中很多不屬最最精明最最醒目的，其實也不過是個賺了超多佣金³的經紀而已，而且很可能是個沒有經紀操守的經紀。現在要想想的，或許是，當崩壞過後⁴，社會上最精明最醒目的精英應該做甚麼，那些不夠精明不夠醒目的又得到甚麼教訓。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是，我們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學習到甚麼教訓。

1. i-banker，我所理解的i-bank，應該不只是那些搞搞投資講座的。那些搞投資講座的，應該是配合他們把新產品零售到零售市場的拆家吧。 [↩]
2. 例如雷曼兄弟的迷債。 [↩]
3. 例如相等於20個月薪水的花紅。 [↩]
4. 據說最少要花上三五七年。 [↩]

最初注意到林沛理這個名字，是讀了年初信報的新專欄《文字力量》¹一篇叫〈理性對話〉的文章。林沛理在文章一開首說：

幾個星期前，龍應台在電郵中喜孜孜地告訴我，她的新作《親愛的安德烈》在香港和台灣的銷量都破了同類書籍的紀錄（據我所知，這本書在台灣已經賣了十一萬本，在香港則賣了一萬二千本²）。龍應台身為全球華人作家中有數的over-achiever³，作品成為超級暢銷書本來不過是她「桂冠上的另一條羽毛」而已。今次的成功對她的意義特別重大，因為《親愛的安德烈》是她與大兒子安德烈的合著；那個電郵是來自一個驕傲母親的報喜。

這個開首也夠狡猾了，令人以為林沛理是龍應台的老友，又多一位專欄作家為龍應台打氣了。記得《親愛的安德烈》上市時，報刊各大專欄寫了好幾個星期推介式的讀後感。

林沛理從《親愛的安德烈》談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認為龍應台把「用文明來說服對方」的對話，延伸至與兒子安德烈的親子對話。

不過讀到〈理性對話〉的最後一段，我不禁笑了出來。林沛理你這傢伙也真夠有骨：

《親愛的安德烈》展現了她作為一個作者與一個母親要與兒子建立親密關係的獨特方式，這當中又涉及母與子微妙的角力、交涉和討價還價。安德烈在其中一封信中問龍應台：「你有一個極其平庸的兒子，你會失望嗎？」這不是一條問題，而是一種挑釁。龍應台勸勉他不要「跟別人比名比利」，而要「為自己找尋心靈的安適」。這當然是政治正確的答案，但在今日港台的大小書局，當眼處不是擺放著封面有安德烈照片的《親愛的安德烈》嗎？這又是一個令母親失望、極其平庸的兒子可以做到的事情嗎？

我不讀龍應台，或者應該說我總是不長進的不肯跟著大家讀大家都在讀而又大叫有益好讀的書，所以龍應台好不好，我實在不知道，雖然我有時也會在報章上碰到她的文章。若是寫這個冒犯了龍應台粉絲，先在此表示抱歉。

1. 這個欄，不只是林沛理的，另外還有幾位作者。 [↩]
2. 原來賣了一萬二千本已屬暢銷，那麼無名無姓的朋友自資印三千本出書，看來是相當進取的投資。 [↩]
3. 讀樹仁時我算是個學生代表，學生事務處常把我包裝好來為學校增光，我總覺得很不踏實，從美國來教輔導學的教授鼓勵我，說有些人就是能夠取得「多於本身應該取得」的成就，這種人叫over-achiever，而我是就是有資質做個over-achiever，所以要好好珍惜機會，不要害怕啊。後來，從不知哪時開始，我覺得over-achiever不一定是個褒義詞，under-achiever也不一定是個眨義詞，under-achiever可能是個低調的人。 [↩]

我的朋友真的買了，她說我也應該買來試試，人年紀大了，要健髮。

問題是，隨著大哥後面的霸王老闆的頭也有點禿。我的同事說，可能是用了才有點禿，不用就全禿了。唔，可能是吧。

謝謝大雄找來短片。

說到燈泡笑話，各行各業各個功能組別都有自己的版本，讀書時編學系的期刊，從NetEc的經濟學家笑話網就選譯過一些經濟學家的燈泡笑話來充數：

問： 請問要多少個經濟學家才能把一個壞了的燈泡更換？
答： 八個。一個把燈泡裝上，其它的人負責保持的東西(條件)不變。

問： 請問要多少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才能把一個壞了的燈泡更換？
答： 一個也不用。要是燈泡壞了，市場機制自然會把它更換。

問： 請問要多少個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才能把一個壞了的燈泡更換？
答： 那就要看當時的工資如何。

問： 請問要多少個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才能把一個壞了的燈泡更換？
答： 愈多愈好。因為這樣便可增加就業、刺激消費，令總需求曲線向左移。

問： 請問要多少個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家才能把一個壞了的燈泡更換？
答： 一個也不用。因為那壞了的燈泡已蘊藏著革命的種籽。

附加問題

問： 請問上帝為何創造經濟學家？
答： 因為有經濟學家的話，天氣預測便顯得準確得多了。

不讀經濟學的人，可能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說起這個，是因為今天在Japan Probe讀到一個報導，發現幾個人去換一個燈泡原來不是開玩笑的。如上圖所見，日本就有四個人換一個燈泡的活生生例子。再讀下去，原來發現這不過是小兒科（小意思），之前甚至曾經出現過八個人換一個燈泡的壯舉。

讀是日明報，報導說繼灣仔的城邦書店要遷出，跑馬地口的新華書城亦要遷往北角。報導中的「網上圖片」，應該是來自本網誌。

奧運開幕式的「造假」，我當時沒有太大的反應，有甚麼好激動呢，比起內地種種已融入生活的假，比如近期的把煙灰缸材料滲入食品中，而是無傷大雅、小巫見大巫了。我只覺得，中國人的貪婪也實在是發展中的階段，醜陋的面相太外露手法也太笨，一旦¹東窗事發牽涉的人都沒好收場。相比美國，他們以資本主義貪婪精神而進行的產品創新就高明得多，發明和推行這些有害物的人依足法例，有些現在下台的執行官甚至最後還收到豐厚的薪餉報酬。現在要執包袱的ibank才俊的確是有點可憐，留下來的也不可能再維持以前的風光，但畢竟他們在風光的日子發過半年到幾年薪水不等的花紅，推廣過這些有毒物的聰明仔也不見得都要坐牢。回看那些堂堂男子²在記者會上大喝牛奶，不是技差一籌又是甚麼呢？

貪婪無罪，傻瓜該死，領導人要中國的企業有良心是天方夜談的，共產黨人有讀過最基本的馬克斯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特別是初級的資本主義，或曰「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你要堅持這樣說感覺比較良好的話）環境下，有良心的企業是只會被淘汰，只有最貪婪的（或曰最有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如果你要堅持這樣說感覺比較良好的話）才可生存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好好的再發展我們的貪婪企業家精神，要做到華爾街的那個層次，要全球受累而自己可以「明」渡陳倉安然無恙（或至少要全球人陪你一起同渡時艱），這樣才稱得上是大國堀起。

說奧運開幕式「做假」的確是不願看到中國勃起的外國人的偏見，都不是甚麼大問題嘛，大吵大鬧幹啥？不過現在業報（就是莎朗大姐說的Karma囉，玩Plurk的人都應該知道）了。我看著神七升空到翟先生在太空漫遊，我就是制止不少自己去想現時的畫面有可能是預先製作好的特技畫面，而非真正的現場情況。我知道這樣的去想也太不愛國太沒良心了，但我就是沒得救的想，人家太空穿梭機哥倫比亞號不是也試過一升空就機毀人亡嗎？航天事業是沒有一百個巴仙安全這回事的嘛，現在雷曼的哥兒們都可以一夜消失，世間又有甚麼可以絕對依賴？說到底如開幕式音樂總監陳其鋼說，製作完美虛擬畫面也是為了國家利益。如果這不是預製畫面，豈不是拿國家利益來冒風險？

我不懂科學，所以就不多說太空人不用機械手臂而要親身走出機倉去收集物料（以至搖動國旗和向國家領導人、中國同胞和世界人民問好）的科學價值了。反正我知道，翟先生跟那些金牌運動員一樣，早晚會來一次香港和澳門，說不定會跟成龍大哥合唱一曲。

我比較關心人心裡的想法，翟先生跟上次楊先生一樣，感覺都是良好。可是我由始至終都搞不清感覺良好是甚麼回事。一般常人，到了太空應該會感到有點高興有點激動吧，如果太空人說他感到興奮感到自豪覺得marvelous，我作為觀眾感覺會良好一點。如果你說太空人都是受過長期訓練的best of the best，所以心理素質很高不會太激動，那你可以告訴我現在一切狀況良好，心裡很平靜。感覺良好，這個很難理解，像外太空生物的語言。不過這大概也是我的問題而不是太空人的問題，而我也深信，神八神九神二十四的太空人的感覺依然會是良好的。

1. 我總覺得「一旦」是這樣用的，用於負面事件，例如「一旦戰爭爆發」、「一旦雷曼倒閉，債券持有人可能不能拿回本金」，但現在常常看到新聞或其他公關文案將「一旦」當成英文的「once」來用，例如「一旦成功申請，可獲超市禮券」，感覺怪怪的。 [↩]
2. 廣東話叫「男人老狗」。 [↩]

上回提到市川崑與木下惠介同為日本影壇4騎士，另外兩人是黑澤明和小林正樹。隨着市川崑在今年2月逝世，4騎士時代已徹底終結。市川崑的遺作是去年與另外 9組導演合導夏目漱石的《夢十夜》。及後我讀到鄭樹森與舒明以對談方式合著的新書《日本電影十大》，才知道4騎士原本並非什麼獎項封號，而是因為60年代後期經濟不景，4大導演為了挽救當時的電影市場，合組了「4騎之會」開戲，第一部出品是黑澤明的《沒有季節的小墟》。可惜此片票房失利，「4騎之會」馬上陷入財困，黑澤明更試圖自殺，所以4騎士是段悲慘日子，並非甚麼風光榮譽。

記得90年代初期我看過兩部不起眼卻未能忘懷的電影﹕韓裔導演崔洋一（近作有《血與骨》）在93年拍的《明月照何方》（月はどっちに出ている／All Under the Moon），今村昌平的兒子天願大介首次執導的《Asian Beat日本篇之我愛日本》（アジアン・ビート（日本編）アイ・ラブ・ニッポン／Asian Beat: I Love Nippon）。這兩部戲都由能操流利日語的菲律賓籍女郎Ruby Moreno主演，故事都是描寫繁華的日本受盡歧視的少數族裔。他們隱身在大城市裏，沒有資格和日本人平等交往，只能當舞小姐、的士司機，或者其他下流的勾當。市川崑與木下惠介的《破戒》寫的是明治時代部落民的悲歌，《明月照何方》和《我愛日本》則是現代部落民的無奈，這些電影讓我看到一個偶像劇看不到的日本社會。

順帶一提，《Asian Beat》以永瀨正敏飾演的Tokio連貫串整個系列，香港篇《秋月》由羅卓瑤導演，同樣是部沒有登上任何排行榜的好看電影。

原文到於2008/09/21明報星期日生活，欄目每隔個星期刊出。

以前就聽說過，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說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

今天有雷曼兄弟保本債券，勉強也可以說，雷曼既不是你的兄弟，產品也不保本，而且亦非債券。現在苦主們買到的，其實是結構性產品（Structured Product），衍生工具也。